“那你打算怎么做？”我问，“继续发短信？还是再放一把火？”

他没回答，只是说：“下次见面，就不会这么安静了。”

说完，他朝电梯方向走去，背影笔直，像一把收进鞘里的刀。

走廊重新安静下来。

我感觉到手心出汗，握紧了口袋里的纸。关毅转过身面对我，眉头皱得很紧。

“他说的没错。”我说，“他们怕的不是我唱歌，是怕我查下去。”

“你现在不能停。”他说，“但也不能再单独行动。从今天起，所有行程我都要知道，手机不能离身，任何陌生来电都不要接。”

“你觉得他们会动手？”我问。

“已经动了。”他说，“刚才那就是动手。面对面威胁，已经是升级。”

我想起他说的“挖坟”两个字，心里一阵发冷。

“我妈到底留下了什么？”我说，“为什么他们这么怕我听到那段录音？”

关毅摇头，“我们现在只知道L.M.07磁带很重要，B-4柜曾经存在，但十年前就被清空。可陆老师明明记得那盘带子还在。”

“除非……”我忽然想到，“他们怕的不是内容，而是证明它存在过的东西。”

“比如归档记录？”他问。

“比如母带编号对应的登记簿。”我说，“如果那个本子还在，就能证明当年有人私自转移了磁带。这不是意外丢失，是人为掩盖。”

关毅眼神变了。

“你记得老录音室的管理流程吗？”我问，“母带入库是不是要双人签字？”

“必须的。”他说，“尤其是私人专辑，涉及版权和继承权，手续比现在严格得多。”

“那就一定有记录。”我说，“只要找到那份签收单，就能知道是谁在母亲死后经手了她的遗物。”

“可那种资料一般都存档案馆。”他说，“而且二十年过去，未必还能查到。”

“但有人不想让我查。”我说，“说明它还没被彻底销毁。”

我们站在原地，谁都没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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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处监控摄像头的红灯一闪一闪，像是在数时间。

“你还记得陆老师提过的助理录音师名单吗？”我问，“除了他之外，还有谁参与过《给孩子的歌》制作？”

“我记得有一份技术组签到表。”他说，“当时关在母带室工作的不止一人，但后期整理只有陆志明负责。”

“那就查那天进出记录。”我说，“看看有没有其他人调阅过原始素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