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镜干部双手捧着奖状，展示给苏清风看，脸上带着程式化的、却也不乏真诚的笑容。

苏清风的目光落在奖状上自己的名字上，停顿了几秒。

那墨字浓黑，在红纸的映衬下有些刺眼。

“治安积极分子”……这个称号于他而言，有些陌生，甚至带着点微妙的疏离感。

他这辈子大部分时间，是山野间的“猎手”，是生产队的“社员”，却从未想过会和“治安”、“积极分子”这样的字眼扯上关系。

但他明白，这是来自“上面”的认可，是一种他无法拒绝、也无需拒绝的“名分”。

他伸出双手，接过那份沉甸甸的奖状。

纸张光滑微凉，墨香隐约。

他点了点头，没有多说什么，只是将其仔细地、平整地放在了自己身旁的空椅子上，动作一丝不苟。

赵书记看在眼里，笑意更深。

他接着从公文包里，又取出一个厚厚的牛皮纸信封。

这个信封没有用红纸包裹，就是最普通的那种黄褐色牛皮纸，但因为里面装的东西太多，信封被撑得鼓鼓囊囊，边缘的折痕都快要裂开，用一根结实的白色棉线十字捆扎着。

他将这个显然分量更重的信封，同样郑重地推到苏清风面前。

“同时，鉴于你的突出贡献和在此过程中承担的风险、付出的牺牲，决定给予你相应的物质奖励。”

赵书记的声音平稳，但报出的数字却让会议室里除了苏清风之外的所有人，呼吸都为之一顿。

“人民币，两千元整。”

两千元！

1961年，长白山下，一个壮劳力在生产队辛苦一年，挣满工分，到年底分红，能拿到百十块钱，已经算是相当不错的人家。

一个普通公社干部，月工资不过三四十元。

两千元，意味着一个五口之家勒紧裤腰带、不吃不喝也得攒上近十年！

意味着可以在毛花岭镇上最热闹的地段，起上两三间规规整整、亮亮堂堂的砖瓦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