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的三月已有了暖意，谯周坐在自家书房里，翻看着新送来的账簿。纸张是魏廷统一颁行的麻纸，比蜀汉时用的竹简轻便许多，上面登记着他家在巴西郡的田产——较之去年，竟少了三成。

“父亲，魏人怎敢擅自削减咱家的田亩？”儿子谯熙怒气冲冲地闯进来，手里攥着一份公文，“这分明是欺负咱们蜀地人！”

谯周放下账簿，端起茶盏呷了一口。茶汤是蜀地产的蒙顶茶，却用了魏地传来的煮茶法，添了些茱萸，味道有些古怪。“你细看公文末尾，”他指了指落款，“这不是魏人削的，是益州刺史袁邵依‘新科’核定的。”

谯熙凑近一看，果然见公文末尾盖着袁邵的印信。他更气了：“袁邵是刘璋旧部，如今竟帮着魏人打压同乡？”

“同乡？”谯周冷笑一声，“自刘备入蜀那日起，蜀地就没有纯粹的‘同乡’了。”

他起身走到窗前，望着庭院里那棵老榕树。这树是建兴年间栽的，那时诸葛亮刚平定南中，正推行“重农抑商”的政策，益州士族的田产虽受限制，却还能维持体面。可到了姜维执政，为凑北伐军粮，竟下令“括田”——凡士族隐瞒的田亩，一经查出，半数充公。那时谯家就被抄没了近千亩地，气得他在《仇国论》里暗讽姜维“如疯牛驾车，终会倾覆”。

如今魏廷推行的“新科”，看似削减田产，实则是将蜀汉时被军方侵占的士族土地，归还给了原主。谯家少的三成田亩，恰是当年被姜维的部将强占的。“袁邵是东州派，”谯周慢悠悠地说，“他比谁都清楚，稳住益州士族，魏廷才能在蜀地站稳脚跟。”

正说着，门房来报：“杜琼先生来了。”

杜琼是益州派的老臣，与谯周同为蜀地大儒。他走进书房时，手里捏着一卷《魏律》，脸上带着几分复杂的笑意：“允南，你看了魏人的律法吗？竟允许士族子弟凭门第入仕，不必再像蜀汉时那样，非要经过察举才行。”

谯周接过《魏律》，翻到“九品中正制”那一页，不禁点头：“曹魏这是学乖了。他们知道，要治蜀地，离不得我们这些土生土长的人。”

蜀汉时，诸葛亮推行“唯才是举”，虽提拔了不少寒门子弟，却得罪了世代为官的益州士族。就拿杜琼来说，他祖父在刘璋时官至太常，父亲任太守，到了蜀汉，却只当了个谏议大夫，处处受荆州派掣肘。“当年诸葛丞相说‘亲贤臣，远小人’，”杜琼叹了口气，“可在他眼里，只有荆州来的才是‘贤臣’，我们益州人，做得再好也是‘小人’。”

这话戳中了谯周的心事。他想起建兴年间，自己因反对北伐被诸葛亮训斥“不识大体”；延熙年间，又因劝阻姜维出兵，被削去了部分俸禄。益州士族在蜀汉朝廷里，始终像外人——有职无权，有怨难诉。

“邓艾将军派人来了。”门房又报，“说请二位先生去府中赴宴，商议蜀地学制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