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叹了口气，示意他坐下：“陛下年轻有为，有志革新，这是好事。但介甫，你在《言事书》中所言的‘变风俗，立法度’，怕是难啊。” 他指着案上的一堆奏章，“你看，这是河北转运使奏报，说当地灾荒，流民已达十万，请求朝廷拨款赈灾。可户部的回复是‘国库空虚，暂难拨付’。”

“为何空虚？” 王安石反问，“去年江南丰收，漕运入汴的粮食应有盈余；商税也较往年有所增长，为何连赈灾的钱都拿不出？”

“还不是被冗官冗兵耗光了。” 司马光翻开一本账册，“单是今年春季，宗室授官者就有一百二十七人，每人每月俸禄从五十贯到两百贯不等。陕西那边，边军虽增至十五万，却连战马的草料都时常短缺，将领们还在报功请赏。” 他顿了顿，看着王安石，“介甫，你想变法，这些人便是最大的阻力。”

王安石沉默片刻，道：“阻力再大，也得变。难道眼睁睁看着百姓流离，边患日深？”

正说着，内侍前来传旨，召王安石即刻入宫觐见。他整理好官袍，跟着内侍穿过一道道宫门。紫宸殿的门槛很高，他拾级而上时，心中忽然涌起一种使命感 —— 这道门槛，不仅是宫墙的界限，更是旧时代与新时代的分野。

殿内，宋神宗正端坐于龙椅上，一身明黄常服，面容年轻却带着超越年龄的沉稳。见王安石进来，他亲自起身相迎，免去跪拜之礼：“王爱卿，朕盼你已久。”

君臣分宾主坐下，神宗便迫不及待地问道：“爱卿在江宁多年，对民生吏治必有更深体察。如今大宋积弊丛生，朕想革故鼎新，爱卿可有良策？”

王安石欠身道：“陛下，国之积弊，非一日之寒。冗官、冗兵、冗费，犹如三副枷锁，困住了大宋的手脚。若要革新，需从这三方面入手。” 他侃侃而谈，“冗官之弊，在于恩荫过滥、科举取士只求数量不求质量。当务之急是整顿科举，重经世致用之学；限制恩荫，凡恩荫入仕者，需经考核方可任职。”

神宗听得入神，不住点头：“那冗兵呢？边军疲弱，禁军骄惰，如何是好？”

“冗兵之弊，在于募兵无度、训练废弛。” 王安石道，“可推行保甲法，让百姓农闲时习武，战时为兵，既节省军费，又能强兵。同时，裁汰老弱禁军，精选士兵，加强训练，提高战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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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及冗费，王安石的目光更加锐利：“朝廷开支浩大，除官员军费外，还有岁币、皇室用度等。臣以为，可通过发展生产来增加收入，而非一味加税。推行青苗法，让农民在青黄不接时向官府借贷，既解民困，又可获利息充实国库；推行均输法，调节物资运输，避免浪费；方田均税法，清查土地，按亩征税，抑制兼并……”

他一口气说了近一个时辰，从财政到军事，从吏治到民生，条理清晰，句句切中要害。神宗听得热血沸腾，起身走到他面前，握住他的手：“爱卿所言，正是朕心中所想！有爱卿辅佐，何愁大宋不强？”

王安石感受到皇帝掌心的温度，心中百感交集：“陛下信任，臣万死不辞。但变法之路，必定艰难，望陛下能持之以恒。”

“朕意已决。” 神宗目光坚定，“从今日起，爱卿可随时入宫议事，凡爱卿所奏，朕必优先考量。”

这次觐见后，王安石在朝中的地位日益凸显。神宗时常召他入宫，两人一谈便是深夜，有时甚至忘了时辰。消息传开，朝堂上下顿时暗流涌动。

以宰相富弼、枢密使文彦博为首的保守派，开始对王安石侧目。富弼在朝堂上公开表示：“祖宗之法，历经百年检验，岂能说变就变？年轻人血气方刚，恐难当此任。” 文彦博则私下对神宗说：“王安石虽有才华，却过于激进，若让他主持变法，恐动摇国本。”

而以参知政事唐介、御史中丞吕诲为代表的官员，则直接上书弹劾王安石，称他 “务为新奇，紊乱纲纪”“欲变乱祖宗法度，以迎合陛下”。吕诲甚至在弹劾奏章中写道：“安石外示朴野，中藏巧诈，骄蹇慢上，阴贼害物，臣恐其误国，恳请陛下罢黜。”

面对这些非议，王安石不为所动。他知道，保守派的恐惧，恰恰证明了变法的必要性。他利用在翰林学士院的便利，与志同道合的官员如吕惠卿、曾布等人频繁往来，商议变法的具体细则。

吕惠卿是福建晋江人，才华横溢，对财政颇有研究。他对王安石说：“介甫先生，青苗法若要推行，需先在地方试点，摸清百姓的借贷需求和粮食产量，否则容易出乱子。” 曾布则补充道：“保甲法涉及千家万户，需先在京畿附近试行，让百姓逐步适应。”

王安石采纳了他们的建议，开始草拟各项法令的条文。他常常伏案工作到深夜，油灯将他的身影拉得很长，映在墙上，像一株倔强的青松。

这期间，发生了一件让王安石更加坚定变法决心的事。京畿附近的陈留县，爆发了小规模的农民起义。起因是当地地主兼并土地，官府催缴赋税，百姓走投无路，便聚集起来攻打县衙，抢走了粮仓里的粮食。消息传到汴京，神宗震怒，命开封府派兵镇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