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升到正空，焦土上的影子缩成一小团。我站在高地上，风从北岭吹来，带着灰烬和湿木的味道。火势彻底熄灭了，营地废墟安静下来，士兵们来回走动，搬运兵器，押送俘虏。军师坐在烧去一角的案几前，正用炭笔誊写竹简，副将靠在刀柄上打盹。一切看起来都该结束了。

可我心里不踏实。

我盯着敌营中心那根空旗杆，它还立着，但不会再升起任何旗帜——这话是我自己说的。可越是这么想，越觉得哪不对。胜仗打得利落，敌人溃散得也太快。我们冲回去时，敌军中军已乱，传令兵跑得像没头苍蝇，可真到了打扫战场的时候，俘虏清点数目却对不上。

我数过三遍。

敌军初始编制应有三百七十二人，昨夜战后收拢俘虏，连伤带活，仅一百九十三人。少了近一半。按理说，死人总得留尸，可我们在主战场只找到八十七具尸体，其中还有十几个是昨前两日交战时留下的旧尸。这意味着，至少有一百五十人既未被杀，也未被俘，更没有在战场上留下痕迹。

他们去哪儿了？

我转身走向俘虏关押区，脚踩在焦黑的木头上发出碎裂声。几个俘虏蹲在地上，双手绑在背后，低着头。我蹲下，抓起其中一个的下巴。这人脸上沾着烟灰，右臂有道新鲜划伤，但眼神不慌，不像溃兵。我问他：“你们右翼三队，最后接到撤退命令没有？”

他低头不语。

我又问一遍，声音不高，但足够让他听清。他终于开口：“没接到。”

“谁带的队？”

“校尉周达。”

“他人呢？”

“不知道。”

我松开手，站起身。这个回答和其他俘虏基本一致：中军下令撤退时，右翼三队、左后辎重营、以及部分巡哨骑兵并未接令。有人说是传令兵没到，有人说听见号角但没人动，还有人说看见一队人往西南方向去了，没穿重甲，也没打旗。

西南方向，是密林。

我走回高地，军师还在写。他抬头看我一眼：“怎么，又想起什么疏漏？”

“不是疏漏。”我说，“是少了人。”

他停下笔，羽扇轻轻一摆：“死了的，埋了；逃了的，追不到就算了。咱们伤亡轻，已是大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