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初国内的医生说，最乐观的估计，他只有一年时间能维持基本行动，之后会慢慢失去行走、吞咽和呼吸的能力。

幸运之下，他遇到了克里斯蒂安教授，用特殊的治疗和试验中但没进入临床的新药，将稳定期延缓了十年，但此时已经过去了一年。

从非洲回国后，每天早晚，柳女替他把药片按剂量分好，放在青花瓷碟里，旁边摆着一颗奶糖——她知道他怕苦。

如果柳女不在了呢？

这个念头刚冒出来，就被他用力摁了下去，可胸腔里的空洞却越来越大。

他想象九年后的场景：自己瘫在轮椅上，到最后僵尸般睡在床上，连抬手抚摸儿子的头都做不到，而孩子早已记不清母亲的模样，对着泛黄的照片问“爸爸，她是谁呀？”

柳氏集团的重担会压在年幼的继承人身上，那些虎视眈眈的股东、伺机而动的对手，会像秃鹫一样围上来，把岳父毕生心血啃噬得一干二净。

他甚至能听见董事会议上那些若有若无的议论：“王董这身体，怕是撑不了多久……”

“这么大的集团公司，怎么能让一个十岁的孩子掌管呀？”

“……”

他的思绪又飘回了那个夜晚，床头柜的相框里，柳女手抚摸着周岁的儿子，笑得眉眼弯弯。

她那时总说自己是“柳家最幸运的女儿”：既有父亲留下的家业可守，又有他这个“不会让她受半分委屈”的丈夫。

小家伙在睡梦里咂着嘴，梦里大概在吸吮母亲的乳汁——柳女总喜欢近距离嗅着孩子，说这样能闻到她身上的奶香味。

王国璋半伏在摇篮边，看着儿子胖嘟嘟、软乎乎的脸颊，用手轻轻抚摸着这个爱情的结晶时，忽然想起柳女在阿波罗歌厅的那个下午，她第一次说出的那三个字：

“我爱你！”

这三个字，他记了一千多个日夜。哪怕是失忆期间，他依稀还记得这个女人！

他又想起他和柳女刚结婚的时候，她总爱挽着他的胳膊逛街，说他的臂弯是全世界最安全的地方。

那时他还不知道自己会得渐冻症，她也还没染上这该死的肝癌，他们以为日子会像孙水河的流水，慢悠悠地淌下去，淌过孩子长大、他们变老的漫长岁月。

手机屏幕再次亮起，是湘雅医院神经内科主任的微信：

“王董，夏季，建议减少高强度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