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刻的她，眉宇间笼着一层更深的郁色，整个人都蔫蔫的。

“怎么了这是？”李卫民收敛了笑容，语气温和而关切，“昨天分开时还好好的，遇到什么事了？看你情绪不太对。”

这温和的询问，像是一下子戳破了朱林努力维持的平静。

她鼻尖一酸，眼眶也有些发热，强忍着的委屈和烦闷似乎找到了一个宣泄的出口。她看了看四周，胡同里偶尔有人经过，不是说话的地方。

李卫民了然，指了指旁边一个稍微背风、无人经过的墙根：“那边安静点，要不……聊聊？”

朱林默默点了点头，跟着他走过去。

靠在冰凉粗糙的砖墙上，朱林沉默了一会儿，才低声开口，语气里充满了困惑、不甘和无力：“我爸妈……又给我安排相亲了。就在明天下午。”

李卫民“哦”了一声，表示理解。

这年头，尤其是对二十五岁的女性来说，家庭和社会压力可想而知。

“可我真的不想去！”

朱林的声音提高了一些，带着压抑的激动，“李卫民，你说，女人难道就一定要按部就班地结婚、生孩子、围着灶台和男人转吗？难道我们自己的理想、工作、学习就不重要吗？我不想浑浑噩噩过一辈子。可他们……他们总觉得女人最大的归宿就是嫁个好人家！”

她越说越激动，脸颊因为情绪起伏而染上红晕，眼底闪着倔强的光，却也有一丝不被理解的脆弱。

李卫民安静地听着，没有打断。

等她说完，他才深深看了她一眼，眼神里没有敷衍，没有长辈式的说教，而是带着一种纯粹的认同和理解。

“朱林同志，你说得对。”他的声音清晰而坚定，“女人当然可以有，也应该有自己的追求。婚姻是人生的一部分，但绝不是全部，更不是衡量一个人价值的标准。把心思放在工作、学习上，提升自己，实现自我价值，这本身就是一个独立个体最宝贵的权利和追求。”

他顿了顿，继续说道，语气平和却自有力量：“在我看来，一个女性，首先是她自己，然后才是谁的妻子，谁的母亲。她应该有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权利，有追求事业和追求理想的自由。无论是相夫教子，还是投身事业，只要是发自内心的选择，都值得尊重。但如果是被外界的眼光、父母的焦虑推着走，那无论选择哪条路，将来都可能会有遗憾。”

这些话，对于来自后世的李卫民而言，几乎是常识。但在这个刚刚结束动荡、许多观念尚未完全扭转的1977年初，从一个年轻男性口中如此明确、坚定地说出来，对朱林造成的冲击是巨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