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云看着信，笑了。

他知道，随着国力的增强，朝堂上这种主战的声音，必然会越来越多。

他提笔，给赵昕回了一封信。

“陛下，臣以为，国虽大，好战必亡。倭国虽小，但其民风彪悍，地形复杂，若强行征伐，必将使我大宋，陷入战争的泥潭，糜费国力，得不偿失。”

“对付倭国，上策，并非征服，而是控制。”

“我们有最先进的铁甲船，有最强大的火炮。我们应当彻底封锁其与外界的联系，只允许其与我大宋通商。如此一来，它的经济命脉，便掌握在我们手中。”

“我们可以用我大宋的工业品，比如布匹、铁器、瓷器，去换取他们的金、银、铜。我们可以用商业，榨干它的财富，让它永远只能成为我大宋的原材料供应地和商品倾销市场。”

“我们还要向其输出我们的文化。让他们的贵族，以说汉话、穿汉服为荣。让他们的学子，以能来我华夏大学留学为最高荣耀。”

“如此，数十年后，不必我们一兵一卒，倭国，便会从精神到物质，都成为我大宋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

“这，便是臣常说的，不战而屈人之兵。用经济和文化，进行‘降维打击’，远比用军事征服，要高明得多，也稳固得多。”

赵昕收到苏云的回信后，如获至宝。

他在第二天的朝会上，将苏云的这番理论，当众宣读。

满朝文武，无不叹服。

从此，“不征之国”的名单上，又多了一个倭国。而大宋对周边国家的战略，也从过去的“朝贡体系”，正式转向了以经济和文化控制为主的、更具现代色彩的“新殖民体系”。

苏云在流求，遥远地，却又深刻地，影响着这个帝国的航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