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文斌并未随修路队伍南下，而是在京统筹协调，应对朝堂风波。当他接到沈茂的密信和那两样证物时，饶是久经官场，也惊出了一身冷汗。那腰牌的纹饰，他隐约有些印象，似乎与林家有些关联，而那火镰的用途更是昭然若揭——纵火焚桥！

一旦桥体被焚，不仅前期投入血本无归，工期无限延误，沈家更会背上“管理不善”、“酿成大祸”的罪名，被朝中政敌群起而攻之！此计可谓毒辣至极！

“林家……竟敢如此！”沈文斌脸色铁青，在书房内踱步。他深知，单凭这枚可能被抵赖的腰牌和火镰，难以直接扳倒树大根深的林家。贸然弹劾，林家必会反咬一口，声称沈家伪造证据、构陷贵妃母族。届时，朝堂之上必然是一场难看的扯皮，皇帝厌烦臣工内斗，很可能各打五十大板，最终不了了之，而沈家将彻底暴露在林家的火力之下，后患无穷。

直接隐忍不发？更是下策。对手一击不成，必有后手，下次可能就是无法挽回的惨剧。

沈文斌沉吟良久，目光最终落在那两样证物上，一个清晰而稳妥的策略在脑中形成。

他不能做“告发者”，而要做“报案人”。

他立刻提笔，写下两份东西。

第一份，是正式呈送给皇帝的密奏。在奏章中，他详细陈述了沧澜江工地遭遇不明身份匪徒袭击、关键工匠险遭不测、现场遗落可疑物品的经过。他着重强调了此事的严重性：“此非独臣家之患，实乃关乎南北通途之安危，朝廷大计之成败。歹人目标明确，非为财货，意在毁路伤人，其心可诛！臣唯恐其再度发难，延误工期，损及国本，夙夜忧惧，特此具奏，伏乞圣裁。”

整篇奏章，他只客观描述事件，表达对工程安全的担忧，绝口不提对幕后主使的任何猜测，更不提及林家或证物细节。他把自己摆在了一个纯粹的、尽职尽责汇报突发险情的“项目经理”位置上。

第二份，是他写给沈茂的指令。他命令沈茂：“尔处发现之证物，妥善封存，秘不外宣。可故作排查姿态，暗中留意即可，切勿大张旗鼓，以免打草惊蛇。一切，静待上意。”

同时，他动用了一条极其隐秘的关系，确保皇帝的亲信内卫能够“偶然地”获知一个消息：在沈家修路工地遇袭案中，现场遗留了特殊腰牌和火镰等关键证物，似乎指向京城某些势力。

皇宫，养心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