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代的徭役，是百姓身上又一座沉重的大山。其种类繁多，主要包括正役、杂徭和兵役。

正役，即丁男每年为国家服劳役的时间。开皇初年，定制丁男每年服役一个月，称为“番役”。后文帝“以宇内无事，益宽徭赋”，于开皇三年下令将正役减为二十天。这在历代王朝中，已属较轻的负担，体现了文帝初年与民休息的政策导向。

然而，这“二十天”的规定，在实际执行中却常常被突破。尤其是到了隋炀帝时期，好大喜功，营建东都洛阳、开凿大运河、修筑长城、三征高句丽……每一项工程都需要征发数百万民夫，徭役的征发早已远超“二十天”的限度，且往往是“丁男不供，始役妇人”，连妇女也被迫加入劳役的行列。

除了正役，还有各种临时性的杂徭，如为地方政府服各种杂役，修路、筑桥、运粮、转输等，名目繁多，漫无定准。这些杂徭往往没有固定的时间和报酬，完全视地方官府的需要而定，对农业生产的影响极大。

兵役，亦是徭役的重要组成部分。隋代实行府兵制，府兵平时务农，战时为兵。府兵本人可免除租调，但需自备弓马、粮食和部分装具。

虽然府兵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兵源，减轻了国家的军费负担，但其轮番宿卫、出征作战，对农业生产的影响亦不容忽视。尤其是在炀帝时期，频繁的对外战争，使得大量府兵长期征战在外，许多人战死沙场，或“骸骨不归”，家中土地荒芜，民不聊生。

隋文帝时期，对力役制度亦有一些改革。除了缩短正役天数外，还规定“五十者免役收庸”，即年满五十岁的丁男，如果不愿或不能亲自服徭役，可以缴纳布帛以代替，称为“庸”。这是中国古代徭役制度的一项重要进步，它允许百姓以实物代役，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农民的生产时间，同时也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以布帛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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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开皇十年，文帝又下诏：“凡是军人，可悉属州县，垦田籍帐，一与民同。军府统领，宜依旧式。”这意味着府兵及其家属也纳入了州县的户籍管理，与普通百姓一样授田、承担租调（当然，府兵本人仍有优免），进一步强化了兵农合一的体制，也使得国家对户口和土地的控制更为严密。

但这些改革，并未能从根本上改变徭役繁重的局面。文帝末年，营建仁寿宫，“役使严急，丁夫多死，疲顿颠仆，推填坑坎，覆以土石，因而筑为平地。

死者以万数。” 已显露滥用民力之兆。至隋炀帝即位，更是变本加厉。大业元年，营建东都洛阳，每月役使丁男二百万人；开凿通济渠，发河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凿邗沟，发淮南民十余万。大业三年，北巡榆林，发丁男百余万筑长城，西起榆林，东至紫河，一旬而罢，死者十五六。大业四年，发河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永济渠，丁男不供，始役妇人。这些大规模的、连续不断的徭役征发，如同巨大的绞索，紧紧勒在百姓的脖颈上，最终将隋王朝推向了崩溃的边缘。

杂税之苛与竭泽而渔

相较于租调和徭役，隋代的杂税种类相对较少，但亦非全无。

盐铁之利，在隋代一度开放民营。开皇三年，文帝“通盐池、盐井，与百姓共之”，废除了前代的盐禁。铁冶亦允许百姓开采，政府仅设官收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