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廉叹了口气，举步走进宝昌号。店内装潢考究，货物琳琅满目，从江南丝绸、蜀地锦缎到西域香料、南海珍珠，应有尽有。一个眼尖的伙计立刻迎上来，堆着笑问：“这位郎君，想看点什么？”

苏廉摆了摆手，示意自己只是随便看看，目光却扫向柜台角落一块写着“典”字的区域。那里有个账房先生模样的人正低头拨算盘，旁边还坐着几个神色焦急的人，似乎在办理借贷或典当手续。

他缓步踱了过去，假装看柜台里的首饰时，苏廉的耳朵却留意着那边的动静。只听账房先生对一个穿着粗布短打的汉子说道：“李三郎，你这几匹麻布我看过了，质地一般，最多当给你二百文。月利七分，一月为期，到期本息一并偿还，若是逾期不还，这麻布可就归我们宝昌号了。”

那汉子咬了咬牙，似有犹豫，最终还是点头道：“行！二百文就二百文，我急等着钱用。”

账房先生熟练地写好当票，盖上印，点了二百文铜钱递给汉子。汉子接过钱数了数，便匆匆离去了。

苏廉心中了然：这宝昌号果然也在经营官府的公廨钱业务。他瞥见账房先生手边一本厚厚的账簿，封面上写着“宝昌号·官本借贷流水账”。虽看不清具体内容，但能想象里面密密麻麻记录着每一笔本金、利息、借贷人、抵押物与期限。

离开宝昌号后，苏廉又走访了几家或明或暗与公廨钱有关的商铺、邸店，甚至去了城东一处由京兆府直接管理的“公廨邸”——那是官府直营的货栈与旅馆，兼营仓储放贷。一路观察下来，他对这公廨钱体系的运作有了更直观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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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确实是一个庞大的网络。从中央到地方，从京城到州县，各级官府都掌握着一笔或大或小的公廨本钱。这笔钱并非固定不变，而是“视情况需要随时增拨”。苏廉记得去年玄宗皇帝计划东巡，自长安至山东，沿途各州府迎驾的浩大开销，其中很大一部分便是临时从户部度支司增拨的公廨钱。州县拿到这笔钱后，或直接用于采买物资、修缮道路宫室，或转借给当地商人，让他们负责供应皇室所需，从中收取利息以弥补开销。

还有鸿胪寺，负责接待四方藩夷使节。那些“藩夷赐宴”动辄数十上百人的规模，珍馐美酒、歌舞百戏，花费巨大。这些钱很多时候也是从度支司申请增拨的“料钱”（即公廨钱的一种），由鸿胪寺的捉钱令史们想办法“放利”筹集。他们可能把钱借给与蕃商有贸易往来的牙行，或者直接投资一些与外事接待相关的商业活动。

苏廉登上西市附近的一座酒楼，拣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点了些酒菜继续思索：这公廨钱制度，以官料资本开展特殊投资，政府出资金，派人（捉钱令史）经营以收取利息，以此作为行政费用。政府不理会捉钱令史的经营盈亏，只要求定额利息。这种制度在特定历史时期确实起到了积极作用——它弥补了赋税收入在行政开支上的不足，尤其为皇帝行幸、藩夷赐宴等临时性、突发性的大额支出提供了灵活的资金来源。

他粗略估算：若以京畿地区为例，大小官署不下百个，每个官署的公廨本钱从数万贯到数十万贯不等。若统计全国各州府的公廨钱，数目无疑相当巨大；而每年产生的利息更是惊人。账册记载，仅开元初年，全国公廨钱年利息便逾百万贯！这笔钱，支撑了多少官员俸禄、衙门修缮、公文传递与迎来送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