诏书一下，朝野震动。支持与反对之声皆有。江南一些银矿主联名上书，恳请朝廷收回成命。但宪宗与李巽态度坚决，认为此举乃是为长远计。各地官府开始积极行动，劝说银矿坑户转采铜矿。起初，诸多坑户颇有抵触，毕竟采银获利更速。在官府的引导与补贴，以及铜矿收购价格得到保证的情况下，加之银矿确实常有枯竭之忧，大部分坑户逐渐接受了这一转变。

然而，政策的推行并非一帆风顺。在一些偏远地区，由于监管不力，私采银矿的现象仍时有发生。更有人上书，言岭南地区银矿丰富，且多不伴生铜矿，若一并禁止，损失亦不小。宪宗与李巽商议后，考虑到实际情况，也为了避免激化矛盾，于元和四年，又下了一道补充诏令：“除五岭以北原禁采银矿地区外，其余地方，若银矿确无铜矿伴生，或百姓采银已久，生计所系，可暂准民间自由开采，但需向官府报备，按章纳税。”

这道诏令可视为对前令的微调，亦体现了朝廷的务实态度。虽然复准了部分地区的民间采银，但朝廷对铜矿的重视程度丝毫未减。因铜钱需求极为迫切，当时朝廷为解燃眉之急，每年铸钱仅一万八千贯，对庞大帝国而言，不过是杯水车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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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巽亲自坐镇盐铁司，督促各地铜矿的开采与冶炼。他派遣得力干将前往各主要产铜区，整顿矿场秩序，改进冶炼技术，以提高铜矿产量。对于铜矿的收购价格，也给予了优惠，以激励矿户的积极性。同时，他大力整顿钱监，提高铸钱效率，打击私铸劣钱。

元和七年，朝廷的努力初见成效。这一年，朝廷成功收复了被藩镇割据多年的河东道之易、定二州。此二地久离中央管辖，货币体系紊乱，藩镇为敛财而大量铸造劣质铁钱，百姓深受其害。收复之后，首要任务之一便是整顿金融，恢复铜钱的流通。

李巽奏于宪宗：“易、定二州，久用铁钱，物价飞涨，民生困苦。今圣威所至，失地已复，宜速废铁钱，增铸铜币，以安民心，畅商贸。”

宪宗准奏，并下旨将元和年间每年的铸钱额提高，以满足日益增长的经济和交易需求，这一举措与开元年间铸钱额的显着增加相呼应。这使得对铜的需求更加迫切。李巽视铜矿开采与铜钱铸造为盐铁司之首要事务。在政策激励与人力投入之下，各地铜矿产量果有显着提升。

然而，好景不长。元和末年，随着李巽的去世以及宪宗皇帝的驾崩，朝堂之上的政策连贯性受到了一定影响。穆宗、敬宗、文宗几朝，政局时有动荡，对于矿产的管理也出现了反复。

文宗开成元年，即公元836年，朝廷内部就矿产管理归属再起争议。一些地方官员认为，矿产由盐铁使统管，层层盘剥，效率低下，地方反而得不到实惠。不如将山泽之利再归州县，由各州刺史选任干练官吏主持其事，这样更能因地制宜，激发地方积极性，增加地方财政收入。

当时的宰相牛僧孺等人倾向于分权，文宗皇帝也觉得盐铁使权力过大，或许将部分权力下放至地方，可缓和中央与地方间的矛盾。于是，一道诏书再次改变了矿产的管理体制：“山泽之利，本养万民。前由盐铁使总领，或有不便。自今而后，悉归州县，令刺史选吏主其事，务使地利兴，民生遂。”

这一变动初期，着实激发了一些州县的积极性，矿产量随之增加，地方财政亦充实颇多。然而好景未久，弊端便迅速显现。各州为了自身利益，纷纷加大开采力度，甚至不顾矿产资源的可持续性，对矿山的盘剥也日益加重。更为严重的是，地方截留了大部分矿利，上缴中央的数额较以往大幅减少。中央财政因此受到影响。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宣宗大中年间。宣宗李忱是一位颇有作为的皇帝，史称“小太宗”。他即位后，致力于整顿吏治，加强中央集权。盐铁转运使裴休，是一位清廉且极具才干的官员。他敏锐地洞察到了矿产由州县管理所引发的种种弊端。

一日，裴休在朝堂之上，向宣宗皇帝痛陈其弊：“陛下，自开成元年山泽之利归州县以来，各州刺史多以牟利自肥，滥采滥伐，民不堪命。所入矿利，州县私藏十之七八，上缴中央者益少，以致国用不足。臣以为，山泽之利，本属王土，当归中央统辖，方可兼顾国计民生，合理开发。恳请陛下，将矿产山泽事务，仍归盐铁使统一管理，以供国用。”

宣宗皇帝对此早有耳闻，也正有此意。他问道：“裴爱卿若主其事，有何良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