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乔啊，”他慢悠悠开口，“不是我不帮你。你们不是我们宾馆的正式员工，挂靠办证，有点麻烦，也有风险。”

我心里一紧，但面上没露出来：“鲍经理，我知道让您为难了。这个人情，我乔婷记心里。”

他喝了口茶，又琢磨了一会儿，才说：“行吧，看你们小姑娘在北京也不容易。我帮你问问。就算办下来，也得等些日子。”

“我明白！”我立刻说，“需要什么材料，您说。”

“没办下来之前你最好别在店里，别又被查了。年底查得严。”他拿过一张纸，写了几样，“身份证复印件，一寸照片，在京住所证明——这个我可以给你开个宾馆证明。还有……”

“好，我一会就送过来。”

从鲍经理办公室出来，我松了口气，但心里那块石头并没完全落地。

回到住处，先打了个电话给阿杰，告诉他我回来了，小刘还得等几天。他说见面聊。然后，我开始整理资料。

手机就放在旁边的桌上。屏幕偶尔会亮一下，有短信进来。大多是李元昊的，问我在哪里，在做什么，为什么又不回信息。

我看着那些名字，心里五味杂陈。李元昊的急切里带着一种被忽略的不满，可这种关心，此刻却让我感到一种疲惫的疏离。我需要的，不是隔着电话线的追问和担心，而是像刘婕那样拼了命跑到站台找我的实在。

我把手机调成了静音，屏幕朝下扣在桌上。

一会儿，我按照鲍经理说的，准备好了所有材料，又取了钱，一起送了过去。鲍经理收了，只说：“等信儿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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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阿杰过来了，我们去了对面阿花姐的小饭馆吃饭。

“目前就是这样，”我对阿杰说，“小刘没出来，我不能待在店里，就剩你自己，你看店还开不开？”

阿杰抹了把嘴：“开吧！每天都有房租水电，不开也是亏。我给你慢慢做。”

阿花姐正好端着菜过来，听见我们说话，把盘子放下，擦了擦手说：“小妹，大家出来都不容易。姐有暂住证，姐下班过去帮你洗头发，不就是洗头发嘛，谁不会！”

“谢谢，你们……”我喉咙一哽，眼泪不由地掉了下来。

阿花姐皮肤白白的，三十岁模样，在隔壁饭店上班，月工资八百。绵阳人，清清秀秀，也很热情。

下午，我正式打开了店门，把“营业中”的牌子挂了出去。玻璃门擦得透亮，映出胡同里走动的人影和远处灰色的天空。

生活好像又回到了原来的轨道，但只有我自己知道，那层一直笼罩着的、对于自身处境的天真幻想，被彻底撕碎了。我更加清楚地看到了自己在这座城市中的位置——脆弱，但并非无能为力；渺小，但必须扎根。

手机里，那些未读的信息依然堆积着。我坐在镜子前，看着里面的自己，然后拿起手机，开始一条条地回复。

给李元昊：“店里出了点事，处理好了。勿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