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开海（1/3）

崇祯六年七月末，紫禁城连颁两道圣旨，在朝野内外引发巨大波澜。

“奉天承运皇帝，制曰：”

“津门、金州，乃畿辅与辽东锁钥。兹旨，于天津卫、金州卫分设天津港、金州港，开海通商，允准万国商船停泊贸易，以通有无，以裕国课。”

“特设海关部，总辖两港税饷征收、船舶稽查及一切通商事宜。其下设左、右侍郎，分理各项庶务。”

“另，为妥善应对对外交涉，管理各国使节、处理藩邦事务，特设外事部，总揽一切对外联络、交涉、礼仪之事。其下设左、右侍郎，协理部务。”

“自此，六部之制更易，增海关、外事二部，并为八部。钦此。”

这两道圣旨的颁布，意义极其深远。它不仅正式在帝国北方打开了两个重要的海上窗口，更从国家制度层面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将延续数百年的六部制度，变革为八部。

朝野上下为此震动不已。支持者盛赞陛下英明，开创之举足以富国强兵；反对者则忧心忡忡，抨击此举“变更祖制，轻启边衅”，恐带来未知风险。

崇祯六年八月，设立海关、外事二部的圣旨虽已颁下，但朱由检却对着几乎空置的衙门发愁——他急需能担起这两个新部门重任的才俊。缺乏熟悉洋务、精通贸易的干才，成了推行新政的最大瓶颈。

无奈之下，朱由检决定写信求援。他亲笔写下数封密信，分别发往陕西、河南、辽东及蓟镇，向李邦华、孙传庭、袁崇焕、孙承宗这四位他最倚重的督抚重臣求助，恳请他们不拘一格，推荐可堪大用的务实人才。

至八月十日，回信陆续送达御前。

陕西巡抚李邦华的回信最先抵达。他在信中力荐两人：一为现任延绥巡抚洪承畴，赞其“沉毅多谋，能任繁剧”；一为青年官员左懋第，称其“清刚敏达，留心经济”，是可造之材。

蓟辽总督孙承宗的推荐则颇具胆识，他举荐了三位：其一是追随他多年、以忠勇实干着称的鹿善继；其二是精通军事、曾着有《武备志》的奇才茅元仪；最令人意外的，是他竟推荐了镇守辽东的大将祖大寿，称其“虽为武弁，然通晓边情，果决有胆略”，或可在外事上有所作为。

辽东督师袁崇焕的推荐较为精简，他大力保举现任贵州巡按的傅宗龙，评价其“饶有兵略，性刚直，可当大任”。

河南孙传庭的回信稍晚，但也郑重推荐了一人——现任山海关监军道杨嗣昌，称其“机辩敏达，深谙谋略”，是处理复杂局面的难得人选。

朱由检此刻求贤若渴，根本无心挑三拣四。他当机立断，连发数道紧急圣旨，以最快速度将洪承畴、左懋第、鹿善继、茅元仪、傅宗龙、杨嗣昌全部召入京师。

八月二十日，乾清宫内。这六位或封疆大吏、或名声在外的能臣干吏，肃立于御阶之下，气氛庄重而略带紧张。他们彼此或许闻名已久，但如此齐聚天颜面前，尚属首次。

朱由检没有多余的寒暄，目光扫过眼前这些他寄予厚望的臣子，开门见山：“今日召诸位爱卿前来，非为虚礼。朝廷新设海关、外事二部，百事待举，正是用人之际。朕深知诸位皆乃实干之才，故欲听听尔等肺腑之言。”

他顿了顿，加重了语气：“今日殿内，务须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有何富国强兵、兴利除弊的良策方略，对于如何管理新设之部、开拓全新局面，有何具体想法？以及——尔等自认为最适合担任何职？是海关，还是外事？是尚书，还是侍郎？并陈述缘由，为何非你不可？”

这番极其直白、甚至有些打破常规的垂询，让殿下六人心中皆是一震。陛下这是要他们抛开谦逊客套，直陈己见，甚至毛遂自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