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对抗(3/3)
周遇吉虽稍沉稳,语气却也斩钉截铁:“请阁部示下。我军将士携足弹药,火炮亦已就位。是围是查是拿人,但凭阁部一言。陛下赐我等新式枪炮,正欲以此等国之蠹虫试刃。”
杨嗣昌看着帐外军容壮盛、装备精良的万名精锐,再回想此前市舶司纵火挑衅的嚣张气焰,心中豪气顿生。他捋须沉吟片刻:“好!既然他们选择用一把火来回应陛下与本阁,那我等便用这万条燧发枪和数十门重炮,去给他们一个明确的答案!”
“传令:明日卯时,大军开拔,入宁波城!”
崇祯十三年八月中旬,杨嗣昌动手了。他首先派兵强行接管了市舶司衙门及所有码头、仓库。过程看似顺利,无人敢公开反抗。然而,当他命令原市舶司所有官吏留任协助清点、办理交接时,却遭遇了第一次软抵抗。
几乎所有的旧吏员,从提举到最低等的书办,一夜之间仿佛全都“病”了。不是“突发恶疾卧床不起”,就是“老母病危需即刻返乡”,衙门为之一空。他们企图以这种“非暴力不合作”的方式,让新海关陷入瘫痪,无法运转。
杨嗣昌完全不慌,他立即从随行的海关部郎官中抽调人手,同时从何可纲、周遇吉军中临时征调识文断字的军官、文书,迅速填充关键岗位。虽然业务生疏,但在军队的保障下,最基本的封存、站岗、登记工作得以进行。他以此向旧势力表明:没了你们,衙门照样转!
账册虽毁,但杨嗣昌岂是那善罢甘休之人?他下令彻底搜查所有与市舶司有来往的银号、大型商行,并传唤那些着名的海商问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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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各大商号众口一词,皆称“小本经营,账目不清”,或称“与市舶司唯有正常税银往来,从无他账”。他们早已得到风声,将真实账目转移或销毁。
同时宁波当地的致仕官员、秀才举人们坐不住了。他们联名上书,或直接求见杨嗣昌,言辞恳切却暗藏玄机:“部堂明鉴,商贾乃地方元气,如此兴师动众,恐惊扰民心,阻碍商贸,于国于民无益啊!” 试图用“扰民”、“坏商”的大帽子来施压。
见杨嗣昌不为所动,那些当地地痞流氓,冲击摊位,打砸抢烧,然后散布谣言说是“北兵欺压百姓,引来报复”。企图制造混乱,抹黑杨嗣昌和新军。
那曹变蛟,周遇吉岂是好惹的?骚乱?军队直接开上街头,当场格杀数十名闹事者,将其头颅悬挂于码头示众。血腥手段瞬间平息了所有“民意”。
杨嗣昌紧随其后,站出来对士绅们表示:“本阁此行,只为惩贪廓清,绝非与良善商民为敌。凡主动配合、诚实申报者,既往不咎,且在新海关中将获优待。” 同时,他秘密接见了一些与旧市舶司有隙、或规模较小受排挤的商人,许以重利,从内部寻找突破口。
杨嗣昌在宁波以雷霆手段推行新政,其结果便是朱由检南京皇宫龙案上的奏疏,瞬间堆积得如山如海,高度猛增一丈有余。其中十之八九,皆是弹劾杨嗣昌的本章。
“纵兵扰民”、“滥杀无辜”、“苛索商贾”、“意图不轨”……种种罪名,言之凿凿,仿佛杨嗣昌非是钦差大臣,而是祸乱东南的巨寇。朱由检面对这汹涌的物议,只是冷笑一声,采取了他最惯常却也最有效的应对——一概留中不发,任凭底下吵翻天,他自岿然不动。
至于每日的朝会,朱由检早已不是孤身一人面对满朝文官的攻讦。他亲手擢升、用以推行新政的班底,此刻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以海关部左侍郎洪承畴、右侍郎傅宗龙为首的海关系官员,加之因六部扩为八部而新设、与海关事务息息相关的外事部尚书鹿善继、左侍郎左懋第,以及那位虽不擅诡辩却总能一语中的的右侍郎茅元仪,共同组成了一道坚实的“防火墙”。
每日廷议,便以最能言善辩、老谋深算的洪承畴和终日与西洋人打交道、练就了一口犀利辩才的左懋第为先锋,与那些代表南方利益的科道言官、各部侍郎们打起了激烈的擂台。
洪承畴引经据典,条分缕析,将杨嗣昌每一项举措的不得已与必要性阐述得明明白白,将对方“扰民”的指控化解为“除弊必须用重典”;而左懋第则以其与洋人谈判时练就的咄咄逼人之势,往往抓住对方奏疏中的一两处漏洞或夸大之词,便步步紧逼,反诘得对方面红耳赤,哑口无言。
老成持重的鹿善继则负责定调子,以堂官之尊强调新政乃陛下为国理财之良策;傅宗龙从旁佐证,提供各类数据细节;而茅元仪往往在关键时刻,冷不丁冒出一两句精辟却尖锐的“金句”,直指问题的核心,诸如“若依诸位大人之见,莫非坐视蠹虫掏空国库,方为仁政?”,常常噎得对方说不出话来。
而且,这朝堂上的声援之势,远不止洪承畴、傅宗龙、鹿善继、左懋第、茅元仪这几位核心干将。以被朱由检一手破格提拔入阁、掌都察院事的右都御史毛羽健为首,大批在皇帝新政和北地治理中获益或受提拔的北方官员,此刻纷纷挺身而出,坚定地站在了海关部与外事部官员的身后,形成了声势浩大的支持阵营。
这些来自山陕、河南、北直隶等地的官员,或许不善江南清流那般精巧繁复的辩术,但其言辞却更加直率、犀利,且带着一股不容置疑的务实之风。
每当有南方言官引经据典,抨击杨嗣昌“不教而诛”、“有违仁恕之道”时,毛羽健便会冷然出声:“仁恕?若对盘踞口岸、蛀空国帑之蠹虫讲仁恕,那何人对我北地年年抵御鞑虏、饥寒交迫之边军讲仁恕?何人对中原嗷嗷待哺之饥民讲仁恕?宁波一把火烧掉的是账册,可这些年被他们贪墨掉的,却是万千将士的饷银、无数百姓的活命粮!”
这些北方官员,或基于对皇权的绝对拥护,或出于对南方官僚集团把持利益的不满,或纯粹源于地域观念,他们的加入,使得朝堂上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决定性倾斜。他们用最直白的道理和强大的声势,呛得那些习惯于以道德文章和清议博取声名的南方“清流”节节败退,难以招架。
在这批新晋实干派大臣的联合辩护与反击下,那些弹劾的声浪虽大,却在庙堂之上被有效地阻挡、化解。朱由检高坐御榻之上,看着台下洪承畴、左懋第等人与反对派引经据典、激烈交锋,心中暗自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