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冒进（2/3）

然而，或许是前线实在无人可用，圣旨并未立即将其锁拿问斩，而是给了他一个看似机会、实则绝路的命令：“着即戴罪立功，克期规复辽土，夺回关宁防线。若再逡巡不前，致误军机，两罪并罚，定斩不饶！”

更令人窒息的是，传达这份圣旨、并“协助”他戴罪立功的钦差，正是那位导致山海关溃逃的监军太监——高起潜。高公公手持圣旨，在一群锦衣卫的簇拥下重返蓟镇，脸上非但没有丝毫愧怍，反而带着一种监督罪臣、手握生杀大权的得意与倨傲。

于是，在蓟镇明军大营中，出现了一副极其荒唐而又危险的景象：军队拥有了两位“最高”指挥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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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是名义上的统帅，直属上司——戴罪总督陈新甲。他背负着战败的罪名和皇帝的死亡威胁，理论上拥有军事指挥权，但此刻威信扫地，惊魂未定，任何决策都可能被解读为畏缩或冒进，动辄得咎。

另一位则是皇帝的眼睛和耳朵，掌握着直达天听、评判功过、报销军功的最终审核权甚至可能还有秘密上奏之权的监军太监高起潜。他虽不懂军事，却深谙权术，代表着皇帝的意志，实际架空了陈新甲的权威。

军令由此陷入了可怕的混乱和双重束缚之中。

高起潜高公公驾临蓟镇大营，第一把火便烧向了军队的命根子——粮饷。

他悍然下令，将原本由肃宗皇帝时期定下、并竭力保证的“足粮足饷”标准，每名士兵的饷银直接克扣下三钱！

此举无异于从饥饿的士兵口中夺食，瞬间在军中引发了巨大的震动和暗流涌动的愤怒。

当有军官硬着头皮前去询问缘由时，高起潜只是端着茶碗，眼皮都懒得抬一下，阴阳怪气地反问道：“咱家替皇上办事，节省些用度，还需要向你禀报不成？还是说……你对皇上的旨意有意见？”

这顶大帽子扣下来，谁还敢再多言半句？士兵们怨声载道，军心士气遭受重创。这克扣下来的银子流向了何处，不言自明。

高公公的第二把火，则烧向了军事指挥。他根本不给陈新甲任何整顿军队、恢复士气的时间，每日都以钦差和监军的身份，强令催促陈新甲即刻出兵，反攻辽西，“戴罪立功”。

起初，这种催促似乎并未立即带来灾难。因为此时的皇太极，在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大出血后，虽然成功夺取了锦州、松山、杏山等山海关外围的全部屏障，兵锋直抵“天下第一关”脚下，但他却出乎意料地没有立刻对山海关发动进攻。

原因很简单：满八旗主力伤亡太惨重了。

尽管取得了辉煌胜利，但关宁军最后的决死反击让八旗核心战力折损过大，大量经验丰富的老兵和军官战死，皇太极迫切需要时间来消化战果、整编军队、补充兵员、治疗伤员。山海关毕竟是天下雄关，他绝不会在自身实力受损的情况下贸然强攻。

因此，山海关前线反而陷入了一种暴风雨来临前的诡异平静。

然而，这种暂时的平静，在高起潜和陈新甲眼中，却被作出了截然不同的误判。

在高起潜看来，这分明是“虏酋怯战”、“我军声威犹存”的证明，更成为他催促陈新甲出战的“有力理由”，日日紧逼，言辞愈发尖锐。

而在惊弓之鸟陈新甲看来，皇太极的按兵不动更像是一个可怕的陷阱，是诱敌深入的诡计。他既怕出战再次遭遇埋伏，重蹈覆辙，又怕违逆高起潜的意思被立刻问罪。在这种极度的恐惧和压力下，他的指挥完全失据，进退维谷。

在监军太监高起潜的日日催逼和死亡威胁下，惶惶不可终日的陈新甲被迫做出了一个极其冒险的决定。他命令悍将祖宽，率领三万步卒为前锋，试探性地向辽西方向推进，试图“收复”宁远等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