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逸鸣最后一次见沈雯晴，是在玛河市人民医院三楼那个充满消毒水气味的病房里。

那天她转身离开，背影挺得笔直，门在她身后轻轻关上，隔绝了两个世界。他站在病床边，看着那扇关闭的门，喉咙像被什么堵住了，想说点什么，却一个字都发不出来。母亲在旁边低声啜泣，父亲闭着眼叹气，整个病房里弥漫着一种令人窒息的、破碎的气氛。

他知道，有些东西，彻底碎了。

那天晚上，父亲的情况稳定下来。周逸鸣让母亲回去休息，自己留在医院守夜。病房里只有监护仪规律的“滴滴”声，和父亲偶尔发出的、压抑的呻吟。他坐在靠窗的椅子上，看着窗外沉沉的夜色，第一次真正意识到——天，是真的塌了。

父亲是公务员，是这个家的顶梁柱。可现在这根柱子倒了，什么时候能重新站起来，医生都不敢保证。医药费像流水一样花出去，肇事司机逃逸，保险理赔遥遥无期。母亲以前从没为钱发过愁，现在却开始翻存折，打电话跟亲戚借钱时声音都在抖。

周逸鸣记得，母亲打完一个电话后，坐在走廊的长椅上发了很久的呆。他走过去，听见她低声说：“你舅舅说……先借我们两万，但他家也要用钱，下个月得还。”

两万。对以前的周家来说，可能只是一次旅行的开销。现在，却是救命的钱。

“妈，”周逸鸣说，“我卡里还有三千多，是这些年攒的压岁钱。”

母亲抬头看他，眼圈又红了：“那是给你上大学用的……”

“先给爸治病。”周逸鸣说得很平静，“大学的事，再说。”

那一刻，他忽然觉得自己长大了。不是那种“我十八岁了所以我是大人了”的成长，而是真正地、被迫地扛起了什么。就像沈雯晴说的——天塌下来，不是只有一个人顶着。以前有父亲，现在父亲倒了，他得站起来。

三天后，父亲转出ICU，住进普通病房。周逸鸣回学校请假，班主任看着他憔悴的样子，叹了口气：“家里的事要紧，学习先放放，落下的课回来再补。”

回到学校，一切照旧。高三的教室永远弥漫着试卷和焦虑的味道，同学们埋头刷题，偶尔有人抬头看他一眼，眼神里有同情，有好奇，也有事不关己的漠然。周逸鸣坐在自己的座位上，翻开物理练习册，却一个字都看不进去。

他想给沈雯晴打电话。

手机就在口袋里，摩托罗拉的翻盖机。他想起和她相识的一幕幕，从那个漂亮的小男孩，到排碱沟里钓鱼时闪着狡黠的光的身影。从那雪天帮他挡下混混的刀子，到暑假里在他怀里哭泣的身体。

他当时说：“我妈是我妈，我是我。”

现在想想，真幼稚。

他翻开手机盖，找到那个熟悉的号码，手指悬在拨号键上，却按不下去。说什么呢？说“对不起”？说“那天我没替你说话”？说“我妈那样不对”？

这些话，现在说还有什么用？

他最终合上手机，塞回口袋。从那天起，他再也没拨过那个号码。

家里的经济状况越来越紧。母亲开始四处找工作——一个当了十几年官太太的中年女人，除了打麻将、逛街、管儿子，什么都不会。最后托关系在一家事业单位找了个临时文员的活儿，一个月八百块，朝九晚五，还要看人脸色。

妹妹周晓雯再也没有买过帆布鞋和漂亮的衣服，她每次回来做着以前妈妈做的那些家务。

周逸鸣周末回家，看见母亲穿着以前绝不会穿的廉价套装，挤公交车上下班。有一次下雨，她没带伞，到家时浑身湿透，头发贴在额头上，狼狈不堪。看见他，勉强笑了笑：“回来了？饭在锅里，自己热热。”

那一刻，周逸鸣心里像被什么狠狠揪了一下。

他想起以前，母亲永远是精致的、体面的。出门前要化半小时妆，衣服要熨得没有一丝褶皱，说话永远带着那种居高临下的温和。现在，那些精致和体面，都被现实一点一点磨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