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出院回家休养，但走路还需要拐杖，脑子也偶尔会犯糊涂。家里的气氛变得很奇怪——母亲不再像以前那样管东管西，她太累了，每天上班、照顾父亲、操持家务，连兄妹俩都不怎么管了，她已经耗尽了所有精力。而父亲，那个曾经说要改革出一片天的男人，现在大部分时间沉默地坐在阳台晒太阳，眼神空洞。

周逸鸣反而自由了。

以前母亲会规定他每天学习几个小时，周末必须上补习班，晚上十点前必须回家。现在，没人管他了。母亲下班回来累得倒头就睡，父亲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他可以学习到深夜，也可以一整天不说话。

但他没有放纵自己。

他把所有的时间都用来学习。政治、历史、地理、数学，一本一本的笔记，一套一套的真题。困了就用冷水洗脸，饿了就啃馒头。有时候凌晨两三点，他还在台灯下背题、整理框架，背到喉咙发干，脑子里却异常清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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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要考出去。

不是随便什么大学，是警校，最好是江南警察学院。这是他想了很久的决定，他要找到父亲车祸以及背后的真相。

那天在医院，沈雯晴说：“你现在是个学生，没权没势没资源，凭什么跟那些人斗？”她说得对。他什么都没有，只有一腔无处安放的愤怒和一颗被迫转向文科的脑袋。父亲的车祸不是意外，他知道。一辆车在柏油路上撞了镇长，然后消失得无影无踪——哪有这么巧的事？可家里的经济支柱倒了，母亲沉默地替他改了志愿：“文科稳妥些，将来考公务员，安稳。”他懂她的恐惧，也咽下了自己的不甘。

可他什么也做不了。他连肇事司机都找不到，更别说理清背后是否藏着更复杂的利益链条。

但如果有权力呢？如果他穿上制服，手里有调查权，能理清资金流向、能撬开那些看似完美的账目呢？

这个念头像一颗种子，在他心里悄悄生根发芽。他开始查江南警察学院的招生要求——视力要达标，体能要过关，政审要清白，分数要够高，尤其是文科分数线。他一项一项对照，发现自己差得很远。

那就补。

他每天早上五点起床跑步，从三公里到五公里，再到十公里。晚上做俯卧撑、仰卧起坐，哑铃从五公斤增加到十公斤。视力还好，但为了防止下降，他严格控制用眼时间，每天做眼保健操。学习更不用说，文科需要大量的记忆与整合，他把政治书的边角背到磨损，把历史年表摞成思维导图贴在墙上，地理的地图画了一张又一张。高三本来就是拼命的时候，他现在拼的是命，更是扭转局面的可能。

父亲能撑着拐杖慢慢走动后，某个傍晚，周逸鸣推着他在医院楼下散步。他鼓起勇气，低声说：“爸，我想当警察。考警校。”

父亲停下脚步，转过头看他。那张被伤痛和忧虑刻满皱纹的脸上，先是愕然，然后是长时间的沉默。晚风吹过，父亲的手按在他推着轮椅的手背上，粗糙，却很用力。

“逸鸣，”父亲的声音沙哑，“这条路……累，危险。”

“我知道。”他答得很快，“但我想做点实实在在的事。”

父亲看了他很久，混浊的眼睛里渐渐浮起一层很深的、复杂的东西。最后，他只是很重地拍了拍儿子的手背，什么也没再说。但那沉默的拍打，比任何语言都更像一种托付。

压力？他现在最不缺的就是压力。父亲后续康复的费用，家里陡然紧缩的开支，母亲在纺织厂加班后疲惫的背影，还有那种深深的、无法言说的愧疚——对沈雯晴的愧疚，以及对自己无法选择理科、似乎离“查明真相”更远了的愧疚。

他买了一本厚厚的日记本，黑色封面，不带任何花纹。每天晚上学习结束后，他会写几行字。不写心情，不写琐事，只写目标，写计划，写今天完成了什么，明天要做什么。

3月15日：文综选择题错4个，还是太多。政治经济生活部分需强化。

3月20日：跑步5公里27分45秒。引体向上勉强8个。不及格。

4月5日：父亲今天不用扶，自己走了十几米。母亲厂里说要裁员。

4月18日：二模总分年级第52。江南警院去年文科线对应排名约前40。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