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仓廪实而知礼节

贞观三年的冬雪落得格外温柔，像给长安的屋顶铺了层厚厚的棉絮。西市的粮铺前却热闹得很，百姓们背着布袋来买新米，掌柜的站在柜台后，算盘打得噼啪响，嘴里不停念叨：“今年的米价又降了！比去年便宜两文钱！”

一个穿着棉袄的老汉提着米袋，笑着对旁边的人说：“你看这米，颗粒饱满，还是新碾的。搁在武德年间，想都不敢想啊。”

“可不是嘛，” 旁边的妇人接口，“我家那口子在作坊里干活，今年领了三石粮的工钱，够咱一家过冬了。”

粮铺的伙计忙着搬粮，额头上冒了汗，解开棉袄扣子时，露出里面新做的棉背心。“这是俺媳妇用长安堂的羊毛锦做的，” 他得意地说，“暖和着呢！”

这样的场景，在长安的大街小巷随处可见。自贞观元年减免赋税、释放宫女、分地给流民以来，不过两年多时间，大唐的粮仓就渐渐满了。太仓储粮从贞观初年的不足百万石，涨到了三百多万石；各地的义仓也堆得满满当当，连最偏远的同州，义仓里的粟米都够百姓吃半年。

李世民在显德殿看着户部送来的《仓储簿》，手指划过上面的数字，忽然对房玄龄道：“仓廪实了，接下来该做什么，你知道吗？”

房玄龄笑着点头：“陛下是想兴教化？”

“正是。” 李世民合上簿子，“百姓肚子饱了，才有力气读书；日子安稳了，才会讲规矩。隋炀帝时，百姓连饭都吃不上，谈何礼义廉耻？如今不一样了，该让他们知道，什么是‘忠’，什么是‘孝’，什么是‘邻里和睦’。”

他传旨下去：各州府增设学堂，凡适龄孩童，不论贫富，皆可入学；乡绅若捐钱办学，由官府赐 “义学” 匾额；再让孔颖达等大儒编一本《五经正义》，统一经义解释，供各地学堂使用。

旨意传到洛阳，王二柱第一个响应。他把家里新盖的两间房腾出来当学堂，请了村里的老秀才来讲课，还自掏腰包给孩子们买笔墨。“俺这辈子没读过书，” 他对老秀才说，“可俺知道，娃们读书才能有出息，才能知道啥是好，啥是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