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初的北京，风里还带着寒意，但护城河边的柳枝已经爆出米粒大的嫩芽。

周政委是来开会的——每年一次的军区老干部会议，在总后礼堂举行。会议开了两天，第三天上午，他请了半天假。

晓晓接到电话时正在洗菜。“周爸？您在北京？”

“在呢，”电话那头的声音带着笑意，“给我个地址，我看看你去。”

她说了大院的地址，又补充：“离您开会的地方远，要不……”

“远什么远，”周政委打断她，“我坐公交去。”

挂了电话，晓晓站在厨房里发了会儿呆。

然后开始收拾屋子——其实已经很干净了，但她还是把茶几擦了又擦，把孩子们乱放的玩具收进箱子，把那张录取通知书从五斗柜上拿下来，想了想，又放回去。

十点半，门卫打电话来说有客人。

晓晓系好围裙下楼，看见周政委站在大院门口。

他穿着深蓝色的中山装，戴一顶同色的帽子，手里拎着个鼓鼓囊囊的布袋子。

几年不见，他背更驼了些，但站在那里的姿势还是笔直的，像北大荒那些经了风霜却不肯倒下的老杨树。

“周爸！”晓晓快步走过去。

周政委转过身，上下打量她，脸上的皱纹慢慢舒展开：“瘦了，但也精神了。”

“您一路辛苦，快上楼。”

家里，三个孩子排排站在客厅，好奇地看着这位陌生的爷爷。周政委蹲下身，从口袋里掏出三块用油纸包着的东北奶糖：“来来，吃糖。”

孩子们看向妈妈，晓晓点点头，他们才接过去，小声说“谢谢姥爷”。

周政委直起身，目光在屋里扫了一圈，最后停在五斗柜上。

他走过去，拿起那张录取通知书。手指有些抖，老花镜从口袋里掏出来戴上，凑得很近地看。

屋子里很安静，只有孩子们剥糖纸的窸窣声。

周政委看了很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