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寺还通过接受信徒的常年布施和临时性供养来获取财富。

信徒的布施，或为金钱，或为实物，源源不断。

尤其是在一些重要的佛事节日或寺院的庆典活动中，捐献更为丰厚。

梁武帝舍身同泰寺，每次都由朝廷大臣用巨额钱财将其“赎”回，这些钱财自然也流入了寺院的囊中。

为了管理庞大且复杂的经济事务，较大的寺院通常会设立专门的管理机构和人员。例如，“寺主”总揽寺务，“维那”掌管僧众威仪，“典座”负责饮食起居和寺产管理等。

他们制定规章制度，核算收支，从而使寺院经济能够有序运转。

就这样，以土地经营为基础，辅以手工业和商业活动，再加上源源不断的布施，南朝的佛寺经济形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内部循环系统。

粮食能够自给自足，衣物可以自行织造，器皿能够自行打造，蔬菜瓜果四季常新，甚至还有能力进行放贷和贸易。

这种高度的经济自足，不仅保障了僧众的日常生活和佛事活动的顺利开展，也让佛寺在动荡的社会中保持了相对的稳定和繁荣。

佛寺经济的强盛，反过来又进一步推动了佛教的传播和发展，吸引了更多的信徒，形成了“宗教兴盛—经济壮大—宗教更兴盛”的良性（或在世俗政权看来具有挑战性的）循环。

然而，佛寺经济的过度膨胀也带来了新的社会问题。

大量土地和人口被寺院占有，影响了国家的赋税收入和徭役征发。 加剧了世俗政权与教权之间的矛盾，这一切皆为后世灭佛运动埋下了伏笔。

然而，就魏晋南北朝时期来说，佛寺经济的自足与繁荣，无疑是当时社会经济结构中一道独特且引人瞩目的风景线，它对中国经济思想、社会生活乃至文化艺术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