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廉听得咋舌，他原以为只有州县设有此类公田，没想到连管理畜牧、竹林、关隘的机构都有，可见朝廷对此的重视。

“这还只是地方上的，”李涵继续说道，“京中各司的公廨田，更是有详细定例，杜佑先生的《通典》里便有记载。”

他略一沉吟，模仿老儒讲学的口吻念道：“‘大唐凡京诸司，各有公廨田。司农寺给二十六顷；殿中省二十五顷；少府监二十二顷；太常寺二十顷；京兆府、河南府各十七顷；太府寺十六顷；吏部、户部各十五顷……’”

苏廉心中一动——自己所在的户部，竟也有十五顷之多。十五顷便是一千五百亩，这田租收入，对于一个部门的开支来说，想必不是小数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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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部、内侍省各十四顷；中书省、将作监各十三顷；刑部、大理寺各十二顷；尚书都省、门下省、太子左春坊各十一顷；工部十顷……”李涵仍在继续，“再往下，光禄寺、太仆寺、秘书监各九顷；礼部、鸿胪寺、都水监各八顷；御史台、国子监、京县各七顷……”

他一口气说了许多，直到提到“内坊、左右内率府、率更府各二顷”才停下。

“你看，”李涵端起茶盏润了润喉咙，“各机构分得公廨田的多少，并非完全以重要性而论，更多是依日常开支是否庞大而定。比如司农寺掌邦国仓储委积，开销巨大，故得田最多；殿中省掌乘舆服御，少府监掌百工技巧，开支亦不小。”

苏廉恍然大悟：“原来如此，这倒是颇为务实的做法。”

“可不是嘛，”李涵笑道，“说起来，公廨田也并非我朝首创，前朝便有先例。想那东晋陶渊明先生，曾任彭泽县令时，县里也分给他公田。陶先生嗜酒，便下令种秫稻——也就是可酿酒的黏高粱，后来他在《归去来兮辞》的序里还提到‘公田之利，足以为酒’。可见我大唐的公廨田，亦是承袭前朝而来。”

苏廉不禁莞尔——他想象着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闲适情景，再联想到长安城森严的官署与严谨的田亩数字，只觉历史竟是如此奇妙地联系在一起。

“只是，”李涵话锋一转，脸上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讥诮，“这公廨田的租子，名义上是‘以供公用’，但实际上是否全然公用，那就难说了。”

苏廉敏锐地捕捉到他语气中的异样：“李兄此言何意？”

李涵压低声音，凑近了些：“苏兄可曾见过《新唐书·食货志》里的一句话？‘京师及州县皆有公廨田，以供公私之费。’你看，这‘公私之费’四字，便有些耐人寻味——究竟是公用为主，还是私用亦占其半？恐怕只有身在其中的官员自己清楚。”

苏廉心中一凛。他虽初入仕途，却也明白“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道理。一笔名为“公用”的收入，若缺乏严格监管，很容易就会变成官员们的“小金库”。

“不仅如此，”李涵继续道，“京官与地方官的待遇，也常常有所差别。就拿贞观到天宝年间来说，那时国家承平，财政宽裕，京官的待遇往往比地方官优厚得多。杜佑先生的《通典·职官典》里记载得明白：凡京师文武正官，每年除了职分田，还有俸食钱、防合与庶仆补贴——类似警卫、仆役的费用，再加杂钱等；地方官呢？则常常仅有公廨田的租子，以及所谓的‘息钱’而已。”

“息钱？”苏廉又听到一个新词。

“正是，这便是除公廨田外另一项重要的官府收入来源——公廨钱，也叫‘食利本钱’或‘料钱’。”李涵解释道，“‘料’可理解为‘资本’，朝廷给每一衙门一笔本钱，让他们去放贷生息，或是经营些生意，所得利息便用来补贴衙门开支与官员的额外收入。”

“官府还要亲自做生意放贷？”苏廉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可不是嘛，”李涵苦笑一声，“朝廷为此还专门设置了‘捉钱令史’这样的职位。这些捉钱令史，就相当于衙门雇来的‘职业经理人’，专门负责打理这笔本钱，规定每月要将固定的利息上缴官府。这些人若经营得当、政绩突出，若干年后吏部还会依据其业绩授予官职。这在宋以后，可是闻所未闻的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