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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顿了顿,往我们身边凑了凑,声音压得更低了:“到了晚上,更邪门。有时候能听见钟楼里有声音——不是风声,是那种……像是金属在摩擦石头的声音,还有断断续续的、像是狗叫又不是狗叫的低吼。有一次,几个喝醉的水手不信邪,撬开锁进去了,结果没到半小时就疯疯癫癫地跑出来,说里面的楼梯是绕着圈往上的,越走越晕,还看见墙缝里有东西在动。从那以后,就没人敢靠近了。”
“最近呢?”福尔摩斯追问,“最近有没有看到陌生人靠近钟楼?或者听到什么不一样的声音?”
老人皱起眉头,仔细回忆了一会儿:“大概半个月前,有个穿黑斗篷的人来过,戴着兜帽,看不清脸。他在钟楼外面站了很久,还拿着一个像是罗盘的东西在测量,嘴里念念有词的。我喊了他一声,他就匆匆走了。还有,前几天晚上,我好像听到钟楼里有铃铛声——不是那种完整的响声,是‘叮’的一声,特别轻,但很清楚。那铃铛几十年前就锈死了,怎么可能响?”
福尔摩斯的眼神瞬间变得锐利起来:“您能确定是半个月前吗?具体是哪一天?”
“应该是……九月三十号左右?”老人想了想,“那天晚上下着小雨,我记得很清楚,因为我女儿给我送了件新的羊毛衫。”
九月三十号——正是伊丽莎白?斯特赖德和凯瑟琳?艾道斯遇害的日子。那个穿黑斗篷的人,极有可能就是“银星会”的主持者,甚至可能就是我们一直在追查的“弹簧腿杰克”。
谢过老人后,我们绕着钟楼走了一圈。栅栏的门锁早已生锈,但靠近地面的一根栏杆有被撬动过的痕迹,新鲜的划痕还清晰可见。福尔摩斯蹲下身,用放大镜仔细观察着划痕,又从口袋里取出一张透明的赛璐珞片,将之前在凶案现场描摹的怪异足迹图案放在划痕旁对比。
“看这里,”他指着划痕边缘的一处凹陷,“这不是普通撬棍造成的。凹陷的形状是多边形的,边缘有细微的放射状纹路——和我们在伯纳街现场发现的足迹边缘特征一致。有人最近从这里进去过。”
我们没有贸然进入钟楼,而是先绕到了建筑的另一侧。这里的墙面倾斜得更加明显,部分砖石已经脱落,露出了里面的木梁。福尔摩斯仰头观察着墙面的裂缝,突然指着一处较高的位置:“华生,你看那里。”
我顺着他指的方向望去,只见在离地面约十米高的一道裂缝里,卡着一小块深色的布料。福尔摩斯从背包里取出望远镜,仔细看了片刻:“是羊毛材质,颜色很深,和老人描述的黑斗篷一致。而且布料边缘有撕裂的痕迹,像是被风吹进裂缝时勾住的。”
就在这时,我的目光无意间扫过街角——那里停着一辆黑色的四轮马车,车窗紧闭,窗帘拉得严严实实。这辆马车我有些眼熟,昨天我们去苏格兰场时,似乎在门口见过类似的车型。我正要指给福尔摩斯看,那马车却突然动了起来,车轮碾过泥泞的路面,很快消失在雾气中。
“怎么了,华生?”福尔摩斯注意到我的神色变化。
“那辆马车,”我指着马车消失的方向,“有点不对劲。它刚才一直停在那里,我们过来的时候它就在了,却一直没动。”
福尔摩斯顺着我指的方向望去,眉头皱了起来:“你还记得马车的车牌号吗?或者车夫的样子?”
我摇了摇头:“车窗关得太严了,什么都看不见。但我总觉得,它像是在盯着我们。”
福尔摩斯没有说话,只是沉默地站了一会儿,目光扫过周围的街道。雾气越来越浓,将远处的房屋都变成了模糊的影子,空气中那股霉味似乎更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