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等候一个名叫高野栄次郎的日本人的到来。

那个姗姗来迟的日本人，是时任“香港占领地政府”总督矶谷廉介的第一外事官。

尽管施费恩再三表明自己不过是施耐德神父的信使，这一趟到香港，是暂代神父署理圣安德烈堂的事务，并向总督大人转达来自神父的亲切问候，“阿门”——

他甚至在胸前画了一个迄今为止个人最标准的十字，可高野栄次郎还是在反复勘验过他的护照，以及施耐德神父的亲笔信和私人印戳之后，极力邀请这位信使“拨冗”到军部参观。

好听点，说是欢迎施费恩赏光。

毕竟，那可是外人只可仰望而无法企及的大日本帝国皇家陆军部。

说直接一点呢，则是命令他即刻前往，以便进行一次更为细致苛刻的验身。

于是，施费恩欣然“拨冗”，来到陆军部所在的半岛酒店。

在餐厅里，他从另一个角度、更近距离地数了一遍维多利亚港波涛起伏间飘摇不定的信号灯。

当然也喝了一杯咖啡，这次没有放糖。

并要了两份可丽饼，一份加了鲜奶油，一份素的。

他原本还想要一份果酱，但很可惜，被搜身的宪兵毫不留情地拒绝了。

在陆军部的待遇并不比总部更好，日本兵不仅将施费恩箱子里的衣物、日常用品和书籍来来回回地翻查，好像这项工作永远没有尽头似的，最后还不由分说便将他宝贵的一套理发及剃面工具全数没收。

——没错，理发，和剃面。

在去年早秋那次莲花池小舟上与陆应同的会面之后，过了很久，施费恩才知道，对方究竟看中了自己什么。

原来他在越南仰光的训练之余，顺便向徐用学的一门手艺，一朝竟成了被中统相中的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