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春了，地气还没完全回暖，冻土刚化开一层皮，踩上去又黏又滑。婆婆王桂花所谓的“分家”，除了那间破偏屋和每月吊命的棒子面，还真“大方”地分给了我们娘俩一块地。就在村西头河滩边上，那块地，谁都知道，是张家最赖、最不长庄稼的盐碱地，平时种点啥都半死不活的，收成还不够塞牙缝的。

婆婆把地契（其实就是一张皱巴巴的纸）扔给我的时候，鼻子都快翘到天上去了：“喏，地给你了！有手有脚的，自己种去！是饿死还是撑死，看你们自己的本事！别到时候收不上粮食，又舔着脸回来要！”

我看着那张轻飘飘的纸，心里沉甸甸的。这块地，指望它吃饱饭？简直是笑话！可这是唯一明面上属于我们娘俩的“产业”，是活下去的一线渺茫希望，再赖也得接着。

公公张老栓蹲在一边，闷头抽烟，连屁都不敢放一个。我知道他怕婆婆，怕得要命，在这个家里，他就是个摆设。他偶尔偷偷看我一眼，眼神里有点愧疚，但更多的是无奈和麻木。指望他替我们说句话？比登天还难。

工具呢？婆婆更“大方”了，扔过来一把豁了口的锄头，一个漏底的破筐。“就这些了，爱要不要！”

就这样，我和不到两岁的张力，算是正式“独立门户”了。一个破屋，一块赖地，两件破农具，还有每月那点牙碜的棒子面。

日子，一下子变成了一个飞速旋转的陀螺，而我，就是那个被无形鞭子抽着的陀螺。

天不亮，村里公鸡刚打鸣，我就得爬起来。先摸摸身边的孩子，还好，没冻着。轻手轻脚地穿上那身补丁摞补丁的旧衣服，灶膛里塞把湿柴，好不容易点着火，熬上一锅能照见人影的稀粥。等粥凉的功夫，赶紧把屋里收拾一下，把张力夜里尿湿的裤子拿到外面晾着。

粥好了，盛一碗，吹凉了，把睡得迷迷糊糊的儿子抱起来，一口一口地喂他。小家伙还没完全醒，眯着眼，小嘴吧嗒吧嗒地吃着。看着他乖巧的样子，我心里又酸又软。

匆匆扒拉几口剩下的粥底，肚子还是空的。背上早就准备好的旧布兜，把张力往背上一捆，拎起那把破锄头和筐，深一脚浅一脚地往村西头那块地走。

天才蒙蒙亮，路上没什么人。冷风一吹，精神了点。张力在我背上咿咿呀呀地说话，小手指着路边刚冒头的小草芽。我一边应着他，一边盘算着今天要干多少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