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结束后，艾琳没有立刻回防炮洞。她绕道去了医疗站——不是以病患身份，而是以士官身份“了解情况”。布洛默许了，或许他认为让艾琳亲眼看看能更好地执行防控。

医疗站在战壕后方约三百米处，一个相对坚固的地下掩体，原本是德军修建的指挥所，法军占领后改造成了医疗站。入口处挂着脏污的帆布帘，但帘子挡不住里面传出的声音：呻吟，咳嗽，偶尔有压抑的尖叫，还有医护人员急促的脚步声。

艾琳掀开帘子进去。

气味首先击中了她。混合的气味：血腥，脓液，汗臭，排泄物，还有那股甜腻的腐臭味，现在她知道那是死老鼠和疾病共同作用的结果。气味浓得几乎有形，粘在鼻腔和喉咙里。

光线昏暗。只有几盏油灯提供照明，在低矮的天花板下投出摇曳的影子。空间被简陋的帆布隔成几个区域，但病人太多，很多人只能躺在地上的草垫上，一个挨着一个。

她看到了贝特朗的尸体。还没运走，用一条脏毯子盖着，放在角落。一只手从毯子下露出来，手背上布满暗红色的皮疹，斑点密集，有些已经破溃，渗出黄色的液体。

一个医护兵匆匆走过，艾琳拦住他。“现在情况怎么样？”

医护兵是个年轻士兵，可能还不到二十岁，脸上写满疲惫和麻木。“今天早上又送来四个。两个高烧，一个皮疹，一个咳血。医生在那边——”他指了指掩体深处，“如果你不是来帮忙的，别挡路。”

艾琳让开，继续往里走。

她看到了确诊的患者。几个士兵躺在草垫上，军装敞开，胸口和腹部裸露，上面布满了和贝特朗手背上类似的皮疹。有些人意识模糊，眼睛半闭，嘴唇干裂，喃喃自语。有些人还在清醒状态，但眼神空洞，盯着天花板，仿佛已经接受了命运。

在一个隔间里，她看到了医生——营部唯一的正式军医，一个五十多岁的中尉，头发花白，眼镜的镜片上有污渍。他正蹲在一个病患旁边，用听诊器听心肺。病患是个很年轻的士兵，可能刚补充来不久，脸上还带着稚气，但现在那脸上泛着不正常的潮红，额头布满汗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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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里有杂音。”医生对旁边的医护兵说，声音沙哑，“感染可能扩散了。给他用最后一点奎宁——不，等等，奎宁留给疟疾疑似病例。用阿司匹林退烧，多给水，如果他能喝的话。”

“水也不够了，医生。”医护兵低声说。

医生沉默了几秒，然后摘下眼镜，用脏污的袖子擦了擦脸。“那就去后方取。告诉他们，再不给医疗物资，明天开始我们就只能看着这些人死。”

艾琳没有继续听下去。她转身离开，走出医疗站，掀开帘子，深吸了一口外面相对清新的空气——虽然那空气里也有硝烟和泥泞的味道，但至少没有死亡的气息。

回防炮洞的路上，她遇到了二连的几个士兵。他们正用临时担架抬着一个病患去医疗站。担架上的士兵还在挣扎，嘴里含糊地说着什么，一只手在空中乱抓。他的脖子上能看到红色的疹子。

抬担架的士兵脸色凝重，动作匆忙，避免与艾琳目光接触。耻辱感——不是因为疾病本身，是因为这种无能为力的暴露感。在战场上，你可以说战友是被敌人杀死的，是英勇牺牲。但被老鼠身上的跳蚤杀死？这算什么？

艾琳的清洁纪律执行得更严苛了。

回到防炮洞后，她宣布了新规：所有人在进出防炮洞时，必须在入口处用湿布擦鞋底和裤腿——湿布里加了最后一点盐，虽然不知道有没有用。所有个人物品每天必须检查两遍。食物必须在打开后立刻吃完，不许留下残渣。值岗时每两小时互相检查一次，看有无跳蚤叮咬的痕迹。

士兵们默默遵守。贝特朗的死亡像一层无形的阴影，笼罩在每个人头上。

但战壕的环境本身在对抗他们的努力。

潮湿无法克服。衣物洗了永远不会真正干透，总是带着潮气，贴在皮肤上，成为霉菌和细菌的温床。泥泞无法避免。进出战壕，值岗，取水，甚至只是走动几步，靴子和裤腿就会沾满泥浆，而泥浆里有老鼠的粪便，有腐烂的有机物，有无数看不见的病菌。

清洁用的水越来越少。后方的水井距离远，取水路线上周刚遭到德军迫击炮袭击，现在只能夜间冒险去取。每次取回的水，要先保证饮用和煮饭，剩下的才能用于清洁。每人每天分到的清洁用水，还不够彻底擦洗一遍身体。

跳蚤也无法根除。你烧死几只，第二天又会出现新的。老鼠太多，它们身上的跳蚤源源不断。士兵们开始在身上涂抹能找到的任何东西来驱赶跳蚤：一点烟草碎屑，一点点煤油，甚至有人尝试用泥浆涂在皮肤上——结果导致皮肤感染。

第三天，三连出现了第一例。

不是艾琳的班，是隔壁班的士兵，名叫杜瓦尔。一个沉默寡言的中年人，战前是邮差。早上点名时他没出现，班长去找他，发现他躺在防炮洞里，浑身滚烫，意识模糊。掀开衣服，胸口已经出现了一片红色的斑丘疹。

消息迅速传开。虽然布洛上尉命令隔离——杜瓦尔被单独移到一个闲置的防炮洞，由一个得过战壕热已经康复的士兵照顾——但恐慌已经开始蔓延。

那天下午，艾琳的班进行了一次彻底的互相检查。士兵们轮流脱掉上衣，在蜡烛光下检查彼此的前胸、后背、腋下。卡娜检查艾琳，艾琳检查卡娜，然后检查男兵们。过程尴尬而屈辱，但没人反对。

马塞尔的背上发现了一个可疑的红点。不是皮疹，更像蚊虫叮咬，但位置在肩胛骨之间，他自己很难注意到。艾琳用针小心地挑开，挤出一小滴浑浊的液体，然后涂上碘酒。马塞尔疼得龇牙咧嘴，但没出声。

亨利的咳嗽依然持续，但没有发烧，没有皮疹。然而他的精神状态明显变差，经常发呆，眼睛盯着某个地方很久不动。拉斐尔注意到他在偷偷写东西——不是日记，是某种清单，写在一小片纸上，写完就藏起来。

勒布朗相对镇定。他分享了自己知道的信息：“战壕热不一定会死。我听说有些部队爆发过，一半人病倒，但大多数康复了，就是会虚弱很久。关键是要保持体力，多喝水，如果能退烧就有希望。”

“但医疗站没有药。”拉斐尔说。

“那就靠我们自己。”勒布朗说，“发烧时用湿布敷额头，多喝水，如果能弄到酒，酒精擦身体可以降温。还有，最重要的是不要恐慌。恐慌会让免疫系统更弱。”

他说得有理，但“不要恐慌”在战壕里几乎是奢侈的要求。每天都有新的消息传来：一连又病倒两个，二连死了一个，营部也有军官出现症状。

疾病成了比德军更可怕的敌人。至少德军看得见，你可以朝他们开枪。但疾病无形，潜伏在跳蚤身上，在潮湿里，在每一次呼吸中。它不区分军衔，不关心勇气，平等地收割所有人。

第五天，埃托瓦勒的行为变得异常。

它开始拒绝离开卡娜的怀抱。以前它会在防炮洞里走动，偶尔探索角落，但现在它紧紧贴着卡娜，只要被放下就发出焦虑的叫声，爪子勾住她的军装，不肯松爪。

小主，

而且它开始频繁地舔毛，特别是腹部和后腿。卡娜检查过，没有发现跳蚤，但小猫就是不停地舔，有时舔到皮肤发红。

“它在害怕。”艾琳观察后说，“动物能感觉到我们感觉不到的东西。也许它闻到了疾病的气味，或者感觉到了鼠群的变化。”

鼠群确实在变化。现在白天也能看到老鼠在战壕里活动，数量似乎更多了。它们不再只是鬼祟地偷窃，有时会公然在士兵面前跑过，甚至在值岗的士兵脚边停留，抬起鼻子嗅闻，仿佛在评估这些两条腿的生物是否已经虚弱到可以成为目标。

一天夜里，卡娜值岗时亲眼目睹了恐怖的一幕。

她和勒布朗值凌晨两点到四点的岗。雾气很浓，能见度不到五米。她站在射击台，勒布朗在几米外的另一个位置。战壕里异常安静，连老鼠的窸窣声都暂时停了。

然后声音响起。

从战壕深处，靠近一连防区的地方，传来一声短促的惊叫，接着是咒骂和什么东西摔打的声音。然后是更多声音，好几个人的喊叫，混乱，持续了大约一分钟，然后突然停止。

死寂。

卡娜和勒布朗对视一眼，握紧步枪。几分钟后，一个士兵沿着战壕跌跌撞撞地跑过来，脸色惨白，眼睛睁得极大。

“怎么了？”勒布朗拦住他。

“老鼠……它们……”士兵喘着气，语无伦次，“在咬……咬伤员……”

卡娜的心脏停跳了一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