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大志的名字，也第一次在总部首长乃至延安领导心中留下了深刻印象。

这也是王大志自创建根据地以来，第一次对抗战全局产生了影响。

在此之前，他虽然几乎白手起家创立了晋豫根据地，将晋豫纵队发展为一支拥兵逾两万、横跨山西、豫北两省的武装力量。

但直至此时，晋豫纵队的影响仍局限在晋南与豫北，对整个华北乃至全国敌后抗战的影响仍较有限——毕竟，迄今为止，纵队歼灭日军全部加起来，也只有数千人。

而日寇侵华部队总数早已超过百万，数千之数相较于百万敌军，不过九牛一毛。

直到新式练兵法上报并在各敌后部队全面推行，才第一次真正改变了敌后抗战的局面。

因为从1939年开始，随着武汉会战结束，日军意识到“三个月灭亡中国”的速战速决计划已无可能。

日本被迫将主力转向后方，导致敌后根据地和抗日武装的发展面临空前严峻的考验。

当时，由于发展时间短、缺乏工业基础、装备极其落后，八路军与新四军即将迎来极其困难的阶段。

例如，到1940年，八路军虽已发展到四十余万人，可谓规模空前，但武器装备却极为匮乏。

即便算上各类杂式枪械，包括捡溃兵的，动员百姓上交的，收缴地主的，战场上缴获的，所有枪支加起来数量也十分可怜。

别说平均两人共用一枪，就是三人，也摊不到一支枪。至于重机枪、火炮等重型武器，更是少得可怜。

1940年时，相较于部队人数，八路军只有三成枪，且有80%的枪“来复线已磨平，口径已松，射击已失效”，根本不能作战。

即便这样的武器，弹药补给也远远跟不上。因此，在面对日军占据绝对优势的进攻时，我军遭遇了空前严峻的挑战。

许多根据地，尤其是冀中、冀南等平原地区，相继失守甚至全部沦陷，八路军部队损失惨重。